朔州文史
六十一
探朔——朔地边墙
在朔州，与长城相遇是极其自然的事情。
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说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！那么，朔州人民是极容易成为“英雄”的一个群体。
从现存的遗迹来看，朔州的长城约269公里：其中，朔城区段38公里，平鲁区段54公里，右玉县段80公里，山阴县段38.5公里，应县段58.5公里。
然而，这仅仅是肉眼所能看见的、古长城所遗存的骨殖而言的。
早于公元纪年300多年的战国时期，应县、山阴县一带就建起了赵国北长城，其修筑者是发动“胡服骑射”改革的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候。
展开剩余87%另外，地方政权北齐曾在山阴县、应县、及平鲁西北的达速岭修筑长城。
（“朔州”是中国典型的内陆地区，其意思是“北方之州”。的确，朔州地处“北”温带，位于中国之“北”、山西省之“北”，又有人说，它像“北欧”一样美丽，以“北”命名，真是名至实归！）
北魏、北周也都在朔州留下了修筑长城的记录，右玉县有部分汉长城遗迹，还有一段跨苍头河而建的水上长城。
这些长城大都被历朝历代荒草所掩盖，成为一个永远的谜，让我们既无法寻找，又无从叩问。
这些远去的军事建筑，是长城的祖先。今天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长城，是明代继承它们的遗志建起来的。
当年，建造北京八达岭长城时，朔州广武段长城是重要的参照。
在外国人眼中，长城是“伟大的墙”！并且说，穿越这“墙”，就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
在中国人心中，这是“民族的脊梁”！并且，它不是“墙”，而是“城”、长城！
而朔州一域的老百姓则称之为“边墙”，在这一点上，和外国人极其相似。目前，万里长城上仅存的两块长城分界碑就是在朔州发现的，这也为一个“边”字提供了有力的命名依据。
有一个名词叫“朔北”，意即长城之北，这说明，朔字本身就具有长城的意思。
的确，对朔州而言，这是曾经的“边”，也是永远的“墙”。
（有人说，朔州的长城是“野长城”，这极富“原生态”特质的“边墙”。告诉我们：漫长的时空中，整个朔州都是以一个庞大的军事防御系统而存在的。）
专家说，世界上只有中国有长城，是因为中国有一道天然的400毫米降雨分界线，这划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，也形成了两种文明漫长的边界。
南边适宜作农场，北边适宜作牧场。如果南边的人想到北边统领牧民，或者在更多的时候，北边的人想到南边指挥农夫，那么，“农场”和“牧场”就成了“战场”。
专家为这些近似绕口令的话语总结道：长城就是建在这条降雨线上的樊篱。
然而，如果我们把朔州这些看起来零零碎碎、也林林总总的长城，从崇山峻岭之间浓缩于尺幅地图之上，我们会发现——朔州，南有内长城，北有外长城。
内长城由偏关县老营丫角墩入朔州，经过利民堡、歇头场、南西沟、石湖岭、阳方口、新旧广武城，沿山阴县南部经应县境内到达东部灵丘县平型关。
外长城从平鲁区北墩村起，经右玉，到左云、大同。
用历史的眼光打量，因着北门袒露在辽阔草原，中国的位置并不完美，朔州作为以“北”命名的古州，道出了它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。所以，与所有和长城有缘的地区不同的是：长城是如此迫近地围裹着这片土地，成为守望朔州文化精神的最后的、永远的家园。
（英语称长城为“伟大的墙”。中国人说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，那么，朔州不乏这种“伟大”，朔州人则是最容易成为“好汉”的一个群体。）
更奇特之处在于：在这里，内外长城形成“人”字形的交汇，朔州，就是一块被“人”字的“一撇一捺”勾勒起来的扇面状土地。
这更像是一把以“边墙”为“扇骨”的、硕大无比的“扇子”，上面是一个大写的“朔”字。
（内长城与外长城形成的“人”字形夹角之内即是朔州。）
由“巨扇”的顶点望开去，朔州就是堪以神奇造化形容的“长城之角”。
与海南三亚的“天涯海角”所不同的是：它从形成的第一天起，就充满了关注的目光，尽管这目光中夹杂着掠夺、争取、占有……等诸多复杂的目的。
对于独树一帜的“朔州长城现象”，人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叩问：这是客观的自然形成？还是主观的人力所为？
有人从气候变化的规律，来寻找长城有序推移的地理周期性。
有人从王朝更迭的时段，来说明长城不断摆动的历史路线图。
然而，无论如何，朔州境内分割“农耕”与“游牧”降雨线，是模糊的、不确定的，因时代变化而变化的。
历史上，长城在这里经历了一次次剧烈地摆动，朔州的农牧分界线，成为一个宽泛的“带”、一个广袤的“面”。
这个“带”是中国体系形成的文明过渡带，这个“面”则是一个农牧交错的复合面。
它是一个不容置疑的“牧场”，曾经“大山乔木、连跨数郡”，水草丰美、牧歌荡漾。甚至，这里最古老的城池都是以“马”命名的马邑。
它也是一个先天优良的“农场”，说来有趣，规模最大的“改牧为农”行动，竟然是由蒙古族政权元朝进行的。元大德四年、公元1300年的农历二月，元朝组织军民近万人在黄花梁一带推行“屯田制”，两年后又设立总管户府，专管屯田之事，把黄花梁建成了元朝的“南泥湾”。
即使是今天，“宜农宜牧”也是朔州一张极富魅力的区域品牌，然而，在我们难以丈量的历史长河中，“农”与“牧”的每一次互动、置换，都是由战争杀伐来完成的、由改朝换代来见证的。
望历史、望长城、望朔州，正是由于“农牧兼容”的特质、“时农时牧”的争夺，这个被内外长城围裹起来的“大院”，不足为怪地有了一个纵深的防御体系。
堡、寨、烽、堠、墩、屯、坞、皂、营、铺、疃、所、卫……所有的军事设施，如同锁的各个零件一样，环环相扣，严丝合缝，武装着这个扇状的“大院”，清晰透露了当年始终如临大敌的景象。
其实，比之“农场”、“牧场”、“战场”而言，更能够缔造和谐的是“市场”。
朔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：从古至今，“市场”都不是什么新鲜词。
无论是匈奴与汉人开战而不闭市的商品互换，还是明王朝“设立马市”二百多年的茶马互易，无论是清人纳兰常安所说的：“塞上商贾，多宣化、大同、朔平三府人，甘劳瘁，耐风寒”，还是《朔平府志》中所载的：“邑之懋迁者，关以南之人固多，而邑民之为商者亦不少”。从中，我们看到的是战争烽烟之外和平的商贸活动。
出于战争，长城之角的朔州，该被称作中华民族的最为巨大的“瓮城”，然而，同时也有足够的史料证明，它曾经作为古代中国的“特区”而存在。
穿一件长城的铠甲，披一身塞外的风沙，边墙内外是朔州！
台湾艺人凌峰感慨：晋北漠南的这块土地是中华文明的“发动机”。
朔州文史
内容选自：《探朔·在朔一方》
作者：郝丽云
索书号：K29/138
馆藏地点：四楼地方文献阅览室（仅供查阅）
供稿：特藏文献部 璟泽
初审：张鑫玉
复审：彭孪生
发布于：北京市